人这一辈子该干什么？吴孟超的回答是：与祖国同命运，只有在“大我”中才能实现“小我”。
2014年9月，《中国科学报》以《大医为人吴孟超》为题，详细报道了吴孟超一生对“仁者大医”的坚定追求。以下为全文：
大医为人吴孟超
作者|方鸿辉
吴孟超，1922年8月31日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马来西亚归侨，1940年进入同济附中，1949年毕业于原同济大学医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获学士学位。吴孟超师从中国著名外科学家裘法祖，擅长肝胆疾病的各种外科手术治疗，尤其擅长肝癌、肝血管瘤等疾病的外科手术治疗，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5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1年5月，我国将17606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孟超星”。
一个人不管有多聪明，多能干，背景条件有多好，如果不懂得如何做人，那么最终的结局很可能就是失败。
分析吴孟超在做事与做学问上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一生都在孜孜矻矻地寻求如何做人，他所走过的道路处处透射出他特有的做人通则与做人技巧。
吴孟超院士已92岁了，依然每周要亲自主刀多台高难度的肝胆手术，坐堂周二上午的专家门诊，主持着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和研究所所长的日常事务，并亲自带教着多名研究生，还不时要跑到嘉定在建的东方肝胆新院和中国肝癌研究中心的工地视察……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位年愈九旬的老科学家依然充溢如此的生机？
做个有志向的人
一生坎坷的吴孟超，所踩踏出的科学道路，处处体现了自强、自立、自信、自超。他很早就立下了志向，用时髦的话叫作“有梦想”。
“我原先的名字叫孟秋，在念书念到一年级以后，我就觉得这个‘秋’字不太好，有一点像女孩子的名字，我有一点不太服气。当时就想，‘秋’跟‘超’在福建口音中有一点音相近，于是我就把这个字改了，是我自己改的……”这应该是童年吴孟超从内心呼唤自强的信号，也是他性格中“自强”的火苗在心灵的闪现。
更有意思的是，吴孟超一旦立志要“当一名外科医生”后，哪怕面对留在同济医学院当小儿科医生，这种在旁人看来是“捧到了金饭碗”的好职位，却被他毫不迟疑地抛弃。
要知道那是发生在新中国刚建立的上海，对初出茅庐的吴孟超来说是人生地不熟，找工作又是十分困难的时间与地点。于是，这位怀揣名校毕业证书的高材生成了踯躅街头的失业者。
他就是这样一位不达目的不罢休、咬住青山不放松的倔汉子。
他心里很明白：打垮自己的往往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不要把一次失败就看成是人生的终结。
他敢于作出这样的抉择，正体现了心灵中有一种超越的志向和追求。由立志当一名外科医生的职业志向，进化为“医者仁心”的人生志向。
为实现这个人生志向，一旦有幸当上一名外科军医后，他便以充沛的精力、执着的坚毅和脚踏实地的努力，以仁爱之心挽救每一位他所施救的病患者，竟然从死神手中拉回了14000多个肝胆癌症患者的生命，这项事业是多么不朽！
如佛家常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吴孟超虽不是佛教徒，但他毕生在奉行众善。
只有践行了“仁者爱人”的做人准则与志向，吴孟超才会有如此坚定的“仁者大医”的追求，才推动他作出了一系列创新成果，才取得了一系列肝胆事业的飞跃，也才支撑他九十高龄依然能高高地扬起生命的风帆。
吴孟超的成功做人，首先体现在好男儿早立志，敢于自己拍板，不怕失败，不轻言放弃。
成功时，从不得意忘形；失败时，更不会灰心丧气。他也从不怨天尤人，抱怨命运不公。
面对“山重水复”之关卡，勇创“柳暗花明”之境界，始终用信心去战胜一切困难。
欲成就人生一番事业，就要敢担当，干大事，揽难事。立个志向，持之以恒；树个目标，人生才有前行的方向。
做个有仁爱之心的人
吴孟超所走过的从医道路，得到了恩师裘法祖教授为医之术的指导和为医之道的熏陶。
“裘老师常说：治疗病人犹如将他们‘一个一个背过河’；对待功、名、利、禄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餐温饱、四大皆空’……这些富含人生哲理的话语，同先辈们说的‘医乃生死所系，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呵！”他还常说：“从医这么多年，我时时记住裘老师讲过的一句话——医术有高低，医德最要紧。”
正是这些为人之道的人文情怀，使吴孟超获益匪浅。往后数十年从医生涯中，他一贯待老师敬若父母，待病人不分贵贱，待战友心地坦诚，待学生甘为人梯。
“做医生在品格上至少要具备三种精神：无欲无求的献身精神，治病救人的服务精神，求实求是的科学精神。”吴孟超时时处处都体现了这三种精神。
每年的大年初一清晨，作为院长的吴孟超总会第一个赶到病房，向全院上下所有病人拜年，将新年的第一声祝福送给住院病人。
1986年，吴孟超任第二军医大学分管医疗科研的副校长后，由于还兼做手术、科研、带教研究生、肝胆外科主任等工作，实在忙得连气都喘不过来，领导决定不再让他“出门诊”。
但名声在外，疑难高危病人还是牵挂着名医吴孟超，竟连连发生“拦路求医”的事件，甚至深夜开会回家，还有病人等在家门口求医……这些求医者往往是肝癌晚期或手术难度极大者，或外院不肯接受的危重病人，而且往往又都是没有“门路”的贫困者。
“只要你吴孟超看过了，摸过了，哪怕死了，我也口眼都闭了。”
吴孟超没有抱怨，而是深深地自责，“不出门诊，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我和患者的联系，这些病人需要我呀，这也是他们对我的信任呀！”不管肩上有四副担子也好，五副担子也罢，立即重启吴孟超专家门诊，定在每周二上午，数十年雷打不动。
“哪里人呀？”“做什么的？”“家里几口人呀？”……吴孟超看病先同病家聊家常。
温馨的话语，让病人面对大医的紧张心理得以放松。若需要检查，他会细心地拉上屏风，冬天还会把手搓热，轻轻摁下病人的腹部，轻声询问病人哪里有触痛点。
做完检查，他习惯地弯腰将病人的鞋子摆在最适宜病人下床穿着的位置。
若能够做B超明确诊断的，绝不做其他昂贵的检查，而且他会亲自为病人做B超。
仁爱与善良是人性光辉中最温暖、最美丽、最让人感动的一缕，就像一盏明灯，既照亮了周遭的人，也温暖了自己。
仁爱与善良会相互感染和传播，也推动了吴孟超的肝胆事业走向成功，走向辉煌。
做个身心健康的人
从“二十弱冠”到“年逾古稀”的50年，几乎也就是一个人的一辈子了。
人这一辈子该干什么？吴孟超的回答是：与祖国同命运，只有在“大我”中才能实现“小我”。
但是，要达成这个目标并非一件易事，尤其是中国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多风雨多磨难，能健健康康度过中年且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已是天大的幸事。
“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或许仅是一种奢望，30年还有可能，40年已凤毛麟角，50年更是遥不可及。不少优秀的精英，中年早逝已不鲜见。
但是，吴孟超实实在在地做到了“为祖国健康工作60多年”，而且做得很辉煌。
如今以92岁高龄的吴孟超依然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密不透风。
这里所谓的“健康”包含两个方面：心智健康和体魄健康。
从心智方面来看，吴孟超一辈子牢记《易经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粹，以建立自己强健的心理和完整的人格。
真正有见识的“君子”当知天时、任时命，顺“天道”——自然规律。
而“厚德载物”就是要像大地那样广博宽厚，容纳万物，这也是国人修身养性的积极方面。
厚德的本意就是要加强道德修养。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讲究崇尚道德的民族。五千年来，无论世事如何变化，勤俭、忠义、谦让、孝顺都是恒古不衰的美德，多少古圣先贤更是视之为传家宝。
大凡成功的人，往往都是德行高尚的人、心理健康的人。
吴孟超就是有这种教养的，往往不以术而以德，往往不以谋而以道，往往不以权而以礼，来成就其事业的。
有教养的人在自己独处时，超脱自然，会管好自己的心，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则为他人着想。
“假如我是他”是吴孟超待人处事的永恒守则和美丽的换位艺术。
与人为善，淡然从容，宁静致远，自我反思，则事事放心、顺心。
遵照中央军委调整领导班子应遵循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精神，1985年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将军通过与吴孟超的反复接触，很理性地意识到吴孟超这位小个子专家非同寻常，正是他希冀寻找的二军医大校长的最佳人选，便直言相告，希望他挑起这副重担。
同样理性的吴孟超秉直回复：“首长，我是个医生，我希望做临床。”
洪部长一时以为吴孟超“真怕干不好”或是大专家固有的谦虚，姑且让他再考虑考虑吧。
谁料两个月后在北京，洪部长再次同吴孟超谈这件事时，心系肝胆外科事业的吴孟超便斩钉截铁地回复：“部长，我真的干不了。”
在外人看来这是求之不得的大好机会，却被吴孟超放弃了。因为他心中早有大志向：要攻克肝癌。
再诱惑人的权重位高都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他就怕担任一校之长而干扰了他心中的宏图大略。
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1986年吴孟超才担任了第二军医大学分管医疗科研的副校长，并被破例地应允他兼任肝胆外科主任。
连任两届后，绝不“恋栈”，又全身心地扑入他心爱的肝胆事业。这种心理是何等健康！
2005年冬天，吴孟超被推荐参评国家最高科技奖，上级派人对他进行考核，确定第二天上午与他谈话。
机关考虑到这是件大事，取消了他原定的手术。吴孟超得知后，坚持手术不能推迟。考核组的同志感到不解：这是个什么病人，怎么这么重要？
下午谈话时，禁不住问了一句：“吴老，上午在给谁做手术啊？”吴老说：“一位河南的农民，病得很重，家里又穷，乡亲们凑了钱才来上海的，多住一天院，对他们都是负担。实在抱歉，让你们等我了。”
考核组的同志听了肃然起敬，这种感动是从心底迸发出的。
单凭这一小小的举止，已足以大大褒奖。由此，我们也可洞见这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的最健康的心理！
这就是吴孟超，一位把患者的生命看得比天还大，把老百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一个真正与病人肝胆相照、与医学科学事业肝胆相照、与人类健康生存肝胆相照的人！这样的人才配得上大写，这样的人才确确实实配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
至于说到吴孟超的体魄健康，他没有留过洋、啃过洋面包，自然也没有养成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等高雅运动的习惯。
他年逾九旬，仍能猛虎下山般有活力，完全得益于日常不停地思考与劳作，以手术、讲课、实验等轮番辛劳，以达到健体的效果。
俗话说“心灵手巧”，其实手巧也促使心灵。这里的“心”乃是指“大脑”。只要脑健，身体自然就健。
数十年兢兢业业，他还练就了过硬的“站功”“饿功”“憋功”，一台大手术常常要连续站七八个小时，饿着肚子不能进食（高度紧张往往也体察不出饿与渴），哪怕术前再少喝水也难能七八（甚至十来个）个小时憋着尿。
2011年采访程月娥护士长时，她说道：“开完刀就要洗一个澡，这几乎也是所有的外科医生的惯例。吴老开完刀也总要洗个澡出手术室。
可是，过春节放长假他不开刀了，会觉得很难受，他总是觉得不踏实，因此会来医院查好房再洗个澡，权当做过手术了，兴许是过个瘾吧！”
也许读者会认为，吴孟超平时的饮食恐怕是“超级”的，否则何以有如此神奇的精力？
吴孟超大女儿吴玲说，“父亲吃得很简单。他对生活一点要求都没有，吃没有要求，穿没有要求，住也没有要求，都没有特殊要求……”他每天早晨自己煮（现在由阿姨帮忙）一瓶脱脂牛奶，放入几粒枸杞，待梳洗完后，再泡入几片曲奇饼干，就当早餐了。
上午若连续两台手术，一般下午2点左右在医院吃手术餐，但他从不吃自助手术餐，食堂会为他煮一碗稀饭（地瓜稀饭、南瓜稀饭或红枣稀饭）当主食，而辅食往往就是炒得很清淡的蔬菜或一小块鱼，然后就是半根香蕉。
若手术在上午11点前结束，吴老就会回家吃午饭，吴玲说：“中午如果回来的话，就大半碗米饭，然后烧一个荤菜，有时候炒两个素菜，我们三个人（指吴孟超和女儿吴玲以及保姆）一起吃。
晚上的话就烧一锅稀饭，喝喝稀饭，菜都要很清淡的，不吃太油腻的，有时候就只喝稀饭，有时候吃点阿姨做的饼或食堂买的馒头什么的。”
护士把自己做的糖醋大蒜头或生姜片送他，他倒是很喜欢吃的，而且家里常备从铺子里买来的酱大蒜头和酱生姜片。
吴孟超能有如此健康的体魄，同他注意养生是密切相关的。
当然，同他一辈子存好心、做好人、有个贤惠的妻子与和睦的家庭，让他欢喜充心、愉悦映脸、乐观向上，更密切相关了。
吴孟超肌肤虽已衰老，然他对科学事业的执着与热情依然不减当年。
因为他明白：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唐必致灵魂；忧烦、惶恐、丧失自信，定使心灵扭曲，意气如灰；生命是如此短促，“攻克肝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必须争分夺秒！”
这就是令吴孟超充溢勇锐之气的源泉。
青春，对于年逾九旬的科学泰斗吴孟超来说是永存的，毕竟他有“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炽热的情感”。
苍穹中一颗闪亮的“吴孟超星”在永恒地运行，昭示每一位白衣“仁者”要始终与人类的健康事业肝胆相照。
（作者系上海教育出版社编审）
延伸阅读
吴孟超的科学足迹
作者|方鸿辉
1922年出生于福建闽清一贫苦农户家，5岁时同母亲一起闯南洋，8岁起跟着父亲半夜去橡胶园操刀割胶，并在华侨办的光华学校求学，接受了“求知求义最重实践，做人做事全凭真诚”的教育。
1940年回国参加抗日活动，由于去不成延安，只能留昆明求学，决心以“读书救国”。同年入昆明郊区的同济大学附属中学求学。
1943年，与日后的妻子吴佩煜双双被同济医学院录取。
1949年毕业后进入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即后来的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当上梦寐以求的外科军医。
有缘再拜师裘法祖教授，学裘师的医术与医道。
1958年翻译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肝脏外科方面的专著——《肝脏外科入门》，同年组成了以吴孟超为首的旨在攻克肝脏外科为目标的“三人研究小组”。
历经无数次失败，制成了犹如珊瑚般美丽的肝脏管道的铸型标本，在对肝脏血管的走向和分布规律了如指掌的基础上，提出了肝脏解剖学上的“五叶四段”的创新理论。
1960年主刀为一位中年女患者成功切除了肝癌，成了二军医大第一附属医院的第一例成功肝脏手术。同年发明了“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
1961年发现了“正常和肝硬化肝脏手术后生化代谢规律”，并据此提出了纠正肝癌术后常见的致命性生化代谢紊乱的新思路与新策略。
1963年突破了“中肝叶”手术的禁区，令世人震惊。
1964年，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鉴于吴孟超的一系列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的创新与成就，拍摄了《向肝脏外科进军》的彩色纪录片。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吴孟超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由于他是归国华侨，也因此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1969年随第二军医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自学中医，当上了“一根银针一把草”的赤脚医生。
1974年借军队医学院整顿的好时机，向医院党委申请成立独立的肝胆外科获批，实现了他肝胆事业上的第一次飞跃。
1975年神奇地一刀切除了迄今为止国内外最大的已被切除的肝海绵状血管瘤，瘤体重18千克。
同年7月，第二军医大学奉命迁回了上海，第二年，吴孟超率先在上海进行了18万人次的肝癌普查，开展肝癌早期诊治的课题研究。
1978年起吴孟超带头招收研究生，数十年来培养了不少学有专长的高端人才。
这期间他还相继提出了肝癌外科治疗的一系列策略：对巨大肝癌的“二期切除”；对肝硬化肝癌的局部根治性切除；对肝癌复发再手术……
1983年为四个月大的女婴，成功切下了重达600克的肝母细胞瘤，瘤子的体积竟比婴儿的脑袋还大！紧接着开展的一系列小儿肝脏外科研究与临床实践，让中国肝胆外科的声誉更令人瞩目。
1993年肝胆外科获准发展成长海医院的“院中院”，共200张床位，实现了他人生事业上的第二次飞跃。
1996年8月总后批准独立建制为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
1999年床位增至700张，使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成为第二军医大学的第三附属医院。
由此，也实现了他人生事业上的第三次大飞跃。
在此期间首创构建科研国际合作平台和人才培养的“哑铃模式”，为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军队培育并引进了不少人才。
作为一名战略型医学科学家，提出“要把基础研究放在比临床治疗更重要的地位”的思想，并在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内组建了中德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中日合作消化道内镜临床研究中心、中美合作肿瘤免疫和生物治疗中心、沪港合作基因病毒治疗中心等四个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基础研究基地，开展了肝癌信号转导研究、肝癌的病毒及基因治疗，发现肝癌细胞的重要生物学特性，用生物治疗抗肿瘤，并首创两项肝癌疫苗技术。
1996年慷慨解囊，以个人历年来积蓄的数十万元和社会各界表彰奖励的400多万元为基础，设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
2006年联合了汤钊猷、顾健人、闻玉梅、郑树森、杨胜利、王红阳等六位院士，向国务院提交了“集成式开展肝癌研究”的报告。
同年荣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1年举行国家肝癌科学中心项目开工仪式，选址在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新院区，实现了他人生事业上的第四次大飞跃。
《中国科学报》 （2014-09-26 第10版 印刻）
编辑 | 宗华
排版 | 郭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