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名感染病毒的红宝石公主号游轮乘客究竟是如何被允许从悉尼下船，然后从塔斯马尼亚回到佛罗里达的呢？
（图 1：乘客下船后，红宝石公主号于 3 月 19 日离开悉尼。）
3 月 19 日凌晨 6 点左右，已退休的澳大利亚抵押贷款经纪人威廉 · 怀特在醒来时稍感不适。他有点咳嗽，还不停流鼻涕，只不过看上去倒也不是很严重。但不管怎样，现在也没时间赖床了。怀特和他的妻子露西娅刚刚结束了他们的十天新西兰游轮之旅，现在游轮正停靠在悉尼。这是由嘉年华公司旗下的公主邮轮经营的一艘长 950 英尺、有 1542 个舱船的游轮，名叫 “红宝石公主号”的游轮。怀特夫妇的离船时间是上午 8:05。所以，他们很快地收拾好行李，吃了早餐，然后按时来到探险者酒吧，等待与同一时间离船的游客集合，一起下船。
游轮卸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延误也很常见。但怀特夫妇只等待了片刻，便被告知可以离开。他们穿过走廊，经过的船员向他们挥手、击掌告别。通过悉尼的海外旅客航站码头仅用了几分钟时间。尽管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在加速蔓延，但澳大利亚的官员仍未加限制地便允许红宝石公主号上乘客下船。下来的乘客都不需要出示护照，更不用说测量体温了。唯一要求出示的文件就是入境表格。边境工作人员也只是扫一眼表格，就放乘客通过了。
（图 2：乘客在悉尼离开红宝石公主号游轮。）
8:30 的时候，怀特夫妇已经走在悉尼大街上。其他 2600 多名乘客也早已四处散开，有的坐上出租车、有的乘通勤火车、有的上了拥挤的机场巴士。“我经常乘飞机和游轮出国旅行，”怀特之后在给调查人员的一份声明中说，“但没经历过这么短暂的旅行。”
恐怖游轮
允许红宝石公主号在悉尼靠岸的决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事实证明，这艘船是澳大利亚冠状病毒的最重要载体，曾有一度占该国确诊病例的 10% 以上。在塔斯马尼亚，两名游轮乘客或导致严重的疫情爆发，致使一家大医院关闭。其他受感染的乘客则飞往美国，有些人甚至最终不治身亡。与此同时，船上的船员被困在红宝石公主号上，宛如囚犯，有些甚至数月难以回家。
尽管疫情初期，多艘游轮出现大量确诊病例，但红宝石公主号却很不一样。不仅因为船上 28 人死于新冠病毒病——是所有游轮中最多的。另外两艘臭名昭著的嘉年华游轮——在日本码头封闭数周的钻石公主号和在南美洲西海岸无奈流浪寻找一个国家允许其靠岸的赞丹号，都不曾让乘客下船。但红宝石公主号却恰恰相反。只有当乘客上岸后，人们才发现这是一个毁灭性疫情爆发的孵化器。
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红宝石公主号说：“我们的最高责任和我们的首要任务始终是客人、船员和所到之处社区人员的安全、健康和福祉”，并在旅途中完全遵守公共卫生指南。“全球卫生机构提供了新的信息之后，我们会不断更新调整我们的政策和协议，以反应和新冠疫情有关的最新动态。”当红宝石公主号最初起航时，该公司称：“彼时未见冠状病毒在澳大利亚社区内传播。”
游轮靠岸后，情况发生剧变。那时候，澳大利亚凭借其孤立的地理位置和健全的医疗体系，似乎已经准备好逃离这场最严重的大流行。随后的惨败促使政府采取一系列努力，试图找出问题所在以及该追责的人员。新南威尔士政府组织了一次高调的公开调查，警方也在凶案侦探的带领下开展调查。乘客的诉讼一个接一个。每个人都在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在世界各地政府都无比警惕的时候，数百名受感染的乘客究竟是如何从游轮上下来又走向悉尼中心地带的？
（图 3：罗西 · 基尔与红宝石公众号的合影。）
提前返港
环形码头可能是世界上开启海上旅行最棒的地方。坐落在悉尼金融区的山脚，一侧是岩石文化区——该大陆最早的欧洲人定居点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海港大桥高耸入云的拱门，以及好似将要扬帆起航的著名悉尼歌剧院。
3 月 8 日，数千名乘客从环形码头的游轮港口登上红宝石公主号。日益严重的新冠病毒疫情似乎未能阻挡乘客们的热情。尽管澳洲人也有恐慌——悉尼的商店里洗手液和罐头食品开始售罄，来自中国、伊朗和韩国的人员也被禁止入境，但澳洲国内确诊数还相当少。在这 13 天游轮之旅的目的地新西兰，确诊人数更少。
斯蒂芬和罗西 · 基尔是来自塔斯马尼亚的两名退休人员。他们于下午 12:30 来到港口，准备用海上之旅来庆祝罗西的七十岁生日。到达航站码头后不久，红宝石公主号宣布：登船将推迟到下午晚些时候。“我们然后去了环形码头，找了一家不错的小酒吧，”斯蒂芬回忆说，“然后我们讨论的都是这个病毒。不幸的是，我们当时老想着‘这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感染率又不高’。”罗西站在游轮前拍了一张照片；斯蒂芬想把船名编辑一下，改成 “罗西公主”。
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那天凌晨，游轮从上一次航行中归来后，一位名叫凯利 - 安妮 · 雷斯勒的政府流行病学家和另外七名工作人员曾登上过船。他们带着装满口罩、手套和测试棉签的手提箱。新南威尔士州卫生局希望可以筛查那些可能携带新冠病毒的抵达乘客，无论是因为他们报告了呼吸道症状还是最近去过疫情国家。雷斯勒对餐厅里聚集的人数感到十分震惊——总数超过 300 人。她和她的团队分发了口罩，测量体温，又询问大家的旅行史。他们决定对九个人进行病毒检测，然后让其他人离船。一名医生告诉船员，结果出来之前，不能让新乘客上船。
下午 5:30，检测结果出来了：都是阴性。红宝石公主号可以为下一次航行出发。登船开始进行，游轮于深夜离开泊位，缓缓驶过歌剧院并驶离港口。有些客人从露台上看着城市的灯光渐渐消失。
来自佛罗里达德拉海滩的旅行代理人黛安 · 菲什本可以心满意足地在接下来两天前往新西兰的途中美美地睡上一觉。自 2 月下旬以来，她一直在旅途中奔波，带领一群游客在澳大利亚游玩。但是乘船游览也是旅行的一部分，所以她只好再次肩负起导游和社交负责人的职责，查看船上的娱乐活动、确保每个人都玩得开心。
来自海外的坏消息越来越多。意大利已经从 3 月 9 日开始实行全国封锁，很快特朗普总统又发布前所未有的禁令，禁止欧洲来的人员进入美国。菲什还没有那么紧张，觉得自己离这一切都很遥远。“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在哪都不安全，”她说。但是她还是让一位同事做好准备，如果游轮停在新西兰的话，就帮她重新安排旅行团的行程。
穿越塔斯曼海的途中，有很多活动可以让乘客消遣。红宝石公主号于 2008 年下水，虽然不是公主邮轮的最新或最大的游轮，但仍旧十分壮观。红宝石公主号有 19 个甲板、4 个泳池，以及数十家餐厅和娱乐场所，其中大多围绕在被称为 “Piazza”的中庭周围。红宝石公主号的船长是一个意大利人，叫乔吉奥 · 波马塔。
抵达新西兰后，游轮先经过西南端的峡湾地区菲奥德兰，然后停靠在达尼丁。红宝石公主号向北部前进，最后一站是岛屿湾，计划于 3 月 18 日到达。
3 月 15 日，游轮停靠在位于北岛的葡萄酒之乡边陲的纳皮尔，成群的游客涌入小镇，走进纪念品商店，坐上旅游巴士。同一天，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 · 莫里森宣布，该国正加大力度控制冠状病毒。每个人，无论从何处来，只要来自海外，就需要在抵达后隔离 14 天。从午夜起，从国外港口驶来的游轮将被禁止靠岸。
在嘉年华公司的地区办事处，没有人知道这个公告对红宝石公主号这些船只意味着什么，这些游轮上载有大量澳洲乘客。但是那天晚上，红宝石公主号的公共广播系统发布了一条公告：游轮将直接返回悉尼。
老水手斯蒂芬 · 基尔一直在网上跟踪红宝石公主号的行程。他很快发现，驾驶台船员正在加速行驶，以 24 节或 25 节的速度、而不是 18 节的速度，向新西兰航行。继钻石公主号之后，嘉年华公司的经理们都十分清楚，延误对游轮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希望你们困在任何地方或在港口遭到抗议，”一位在悉尼的高管写信给船长波马塔说。
与此同时，乘客体验基本保持不变。由于除了中国之外，社交疏离仍是一个相对新颖的概念，船上的餐厅、酒吧和其他娱乐地点仍然正常开放。而且，人挤人的圣帕特里克节庆祝活动也照常进行。
三例确诊
在悉尼，官员们正在评估是否以及如何让红宝石公主号靠岸。州政府认定一艘游轮是否携带病毒的标准基于船上乘客的旅行史，当前旅行的地点以及最重要的，他们中有多少人报告了 “类似流感的疾病”（ILI）——通常理解就是发热或呼吸道症状。如果报告的人数超过乘客和船员总数的 1%，以及船上的流感病毒检测可以证明症状非由流感病毒引起的话，这艘船就会被认为具有较高风险，每个人都需要待在船上，直到测试拭子可以在陆地实验室进行检测。红宝石公主号在 3 月 8 日的停靠为中等风险靠岸，部分原因是一些游客曾到过新加坡。而低风险靠岸的话，乘客可以正常下船。
3 月 18 日早上，也就是红宝石公主号即将到岸的前一天，政府流行病学家雷斯勒复制了一封来自游轮上高级医生冯 · 瓦兹多夫的邮件。邮件回答了一系列问题，关于乘客的旅行史和状况，并指出医务人员已经为 “少数几例有发热症状但流感检测为阴性”的个人收集了拭子。冯 · 瓦兹多夫还附上了要求的表格，列出有流感症状的乘客姓名、状况和体温。
但是如何处理红宝石公主号这件事由不得雷斯勒做主，做决定的是独立的公共卫生专家小组。他们并不觉得这个数字值得警惕。很多患者在归途中前去医务室就诊，但这也可能是因为公告提醒乘客如果有咳嗽或其他呼吸道问题时及时就诊，因为病毒正在传播。没有乘客近期去过高风险国家，ILI 的比例也略低于 1%，但有相当多人的流感检测为阳性。随后，专家小组认为，红宝石公主号为低风险，但建议对部分有症状的乘客做新冠病毒检测，以防万一。
而在船上，事情变得越发奇怪。当游轮快靠岸时，来自昆士兰州的 75 岁男子珀西 · 安德森走进电梯，发现一个穿着连帽衫的强壮男子，衣服拉链拉得紧紧的，严严实实地挡住嘴巴和鼻子。和他一起的女性也带着外科口罩，两人看上去似乎都有点呼吸困难。安德森后来告诉调查人员说，他和妻子艾斯特 “交换了一下眼神，但什么都没说”。另一名乘客保罗 · 里德回忆说，自己因为咳嗽和喉咙痛去了诊所，他说医生擦了擦他的鼻子，然后马上告诉他 “你没有感染冠状病毒”。里德以为，这就代表他的冠状病毒检测为阴性，但实际上船上的医疗团队并没有做病毒检测的能力。
菲什仍希望可以放松一下。她预订了一趟水疗护理，打算回到佛罗里达后好好享受一下。之后，她感到有些不对劲——肌肉酸痛、浑身乏力，“第二天都不想下床”。她以为是旅行太劳累才会这样。
3 月 18 日晚些时候，负责管理悉尼港口交通的办公室船舶交通服务（VTS）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国家救护车服务的人，要求了解红宝石公主号的最新情况。一名港口经理卡梅伦 · 布查特觉得电话有蹊跷。游轮靠岸时，为防止老年人突发不适，救护车通常会被派往港口，但一般不会提前通知。于是，布查特又打了回去，想了解更多。“我们接到嘉年华澳大利亚公司为下午 2:30 抵港的游轮预订两辆救护车，船上有两名疑似新冠病毒患者，”救护车协调员告诉他，“我们想知道这艘船是否真的会驶进港口，以及乘客是否可以离船。”救护车官员说，他们试图与嘉年华公司取得联系，但没有回应。
警惕之余，布查特挂断了电话，开始联系嘉年华公司。但没有人应答。他给同事发了邮件，告诉他阻止红宝石公主号靠岸。“告诉游轮他们的靠岸被拒绝了，”他写道，“让他们的代理联络人立即联系悉尼船舶交通服务办公室。”
港口工作人员最终联系上了嘉年华工作人员。根据调查文件，嘉年华工作人员称，他们的确为一名患有严重腿疾的乘客和另一位患有心脏病的乘客叫了两辆救护车，但不是因为疑似冠状病毒感染。考虑到这一点以及卫生机构的决定，港口当局同意让红宝石公主号靠岸。凌晨 2:30，游轮停靠在环形码头。清晨，乘客将陆续离船。
等到上午九点，航站码头外的人行道上都是刚下船的乘客。安德森和他的妻子当天要赶航班飞回布里斯班，因此他们上了一辆公车去悉尼机场。排队的时候，他们发现身后有骚动：一个女人倒在地上。安德森立即认出她和跪在她身边的男人。他在游轮的电梯里见过这对呼吸略显吃力的夫妇。医护人员很快带着担架出现了。
菲什和其他乘客一起登上了前往机场的巴士。“我坐了下来，留了一些空间，”她说，“然后我听到前面的女士在咳嗽。两秒后，后面的男人也咳嗽了。然后我右边的也开始咳嗽。我跟丈夫说，‘这辆车上的人都生病了。’”
与此同时，雷斯勒正在等待红宝石公主号的病毒检测结果，尽管船上大多数乘客已经四下散开。当天下午，她登录了实验室的网站，查看检测结果有没有出来。但是没有。甚至，样本都没有在系统里注册。她给实验室打了电话，对方说会尽快测试。
第二天早上，她再次登录网站，看到三个拭子的检测结果为阳性。其中一个拭子来自船上的工作人员。另一个来自塔斯马尼亚的乘客。第三个来自一个叫莱斯利 · 培根的女人，她是那个患有腿疾被救护车带走的人。（冯 · 瓦兹多夫曾告诉卫生部门，这两位乘客都有呼吸道症状。）
一切为时已晚
红宝石公主号压根不是什么低风险，只是雷斯勒知道得太晚。州政府匆忙部署接触追踪人员，同时政府官员也开始召开电话会议试图找出哪个环节出了岔子。但时间越来越紧迫。
那一天快结束的时候，雷斯勒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些接受冠状病毒检测的人并不在 3 月 18 日发送的那份有症状的乘客和工作人员名单上。等到这时候，已有四人检测结果为阳性。雷斯勒联系到冯 · 瓦兹多夫，问：“你有更新后的 ARI 名单吗？”（ARI：急性呼吸系统疾病）“有些检测过的人不再我拿到的这份名单上。在发送了名单之后，你有没有添加过新的患者？”
六分钟后，冯 · 瓦兹多夫发来回复。“我现在就发给你。实在抱歉，最新的名单是最后一天早晨的，但我忘记了。这太疯狂了。”更新后的名单人数并没有大幅增加，但这个变化却是非常关键的：更新后的 ILI 比例达到了 1.3%，超过了暗示具有较高风险的阙值 1%。红宝石公主号也在另一个政府平台上更新乘客患病信息，一直到 3 月 18 日清晨为止。但雷斯勒后来作证说，她并不知道有这些数据。
“我一直在问自己，如果我再多做些什么，是不是就可以更好地保护大家，”冯 · 瓦兹多夫那晚告诉雷斯勒说。
（图 4：红宝石公主号停靠在环形码头，3 月 19 日。）
船上的乘客此时已经分散在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各地，有些人在国际边境关闭之前赶上了最后一班航班。嘉年华公司向政府官员提供了乘客的联系方式清单，但细节并不准确。有些乘客压根不接电话。等到 3 月 20 日，接触追踪人员仅联系到 44 名国际游客，剩下 526 名国际游客杳无音信。那个周末，澳洲航空汇报说，有 170 名 “来自红宝石公主号的密切接触者”在 3 月 21 日飞往美国。政府又晚了一步。制定第二天晚上，澳洲边境署才将红宝石公主号上的乘客列入特殊名单——在登记时会发出 “勿登机”提醒。
3 月 19 日，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时，菲什还不知道确诊病例的事情。她在旧金山转机的时候，才意识情况有变。她的旅行团里有些人接到了接触追踪电话。碰巧的是，她开始感到不舒服，非常地不舒服。机场几乎空无一人，她找了一张空长凳，准备躺下睡一会。“我知道自己在发烧。所以我找了个远离人的地方坐着，我想尽快做检测，”她说。
回家后，菲什一睡就睡了 12 个小时。醒来后，她找到了附近的一个可以做检测的紧急护理中心。检测结果证实了她的怀疑：阳性。她的丈夫也是阳性。
来自红宝石公主号的确诊病例在澳洲也陆续出现。前抵押贷款经纪人怀特刚回到悉尼南部家中时，还以为自己只是得了感冒。两天后，一个也乘坐同一艘游轮的朋友打电话来说，她的丈夫因新冠病毒并发症被送去了医院。随后，怀特夫妇也去做了检测，都为阳性。如今，他们已经康复。
另外两名乘客——72 岁的越南退伍老兵葛莱姆 · 雷克和妻子卡拉，在布里斯班附近的家中自我隔离。他们在 3 月 20 日听说船上有人确诊。虽然没什么特殊症状，夫妇两人还是去医院做了检测。雷克因为没有症状，医生没给他做检测；但他的妻子因为干咳和发热，留在医院等待检测结果。
第二天早晨，卡拉打电话告诉丈夫，自己确诊了。很快，雷克自己也感到不舒服。一周后，一辆救护车把雷克拉去了医院。他也确诊了。他被送到和自己的妻子一个病房。没过多久，卡拉进了重症监护室。雷克也陪在她身旁。3 月 29 日凌晨，他发现卡拉没了呼吸声。他在妻子病床前站了一会，又回到自己病床上，不知道接下来做什么。“看着自己妻子死去，而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他说。
在霍巴特，塔斯马尼亚的退休人员基尔的病毒检测也为阳性。回家一天后，他就被送去了医院，进了重症监护室。
在霍巴特，塔斯马尼亚的退休人员基尔的病毒检测也为阳性。回家一天后，他就被送去了医院，进了重症监护室。他的妻子罗西和女儿差点以为他不行了，穿着防护服前往医院见他 “最后一面”。幸运的是，11 天后，基尔终于恢复了。几个月后，他还是觉得浑身不得劲。“同行的六个人中，我觉得自己是身体最好的那一个，”他说，“但结果却是我生病了。”
五星级移动监狱
在红宝石公主号上，只有一群人从一开始就被视为病毒的潜在携带者。那就是船上的 1000 多名工作人员。他们中多数来自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未被允许在悉尼下船，而是被要求回到始发港。但是对嘉年华这样一家财务上比较复杂的公司而言，这就比较难办。红宝石公主号名义上的母港是百慕大。眼下，在公司还不确定船可以去哪里之前，船员只能继续在船上待着。
乘客离开后，船上工作人员开始了自己的狂欢。3 月 19 日晚，他们在泳池边举办了一个 “风帆派对”。但下一次的启程却是一趟没有目的地的航行。而船上的医务人员则发现越来越多人有呼吸道症状。一名要求匿名的菲律宾船员说，越来越多同事被送到客舱隔离。只有病重的人员才被允许回悉尼治疗。
随着持反对意见的政客以及工会对红宝石公主号上的情况感到越来越不安，澳洲官员在 4 月初终于允许该游轮靠岸——但不是环形码头。游轮最终停靠在偏僻的坎布拉港。在那里，游轮真正成为 “一个五星级的移动监狱”。几乎所有人都只能在自己宿舍内活动，只被允许开门领食物或接受治疗。警察和士兵驻守在码头。
州政府迫切希望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让充满新冠病毒患者的船只继续回海上流浪显然也是不合理的。等到 4 月中旬，已经有超过 10% 的船员确诊。一直到 4 月末，人们才想出解决方案。船上每个人都进行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可以乘飞机离开。
（图 5：4 月 23 日，红宝石公主号离开坎布拉港。）
来自较贫穷国家的船员处境更加艰难。尽管富有同情心的组织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帮助他们归国，但仍有约 500 多名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组织遣返工作的能力有限）的船员滞留在红宝石公主号上，一路航行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菲律宾船员相对幸运一些，4 月 23 日得以下船；其他船员在海上航行了两周到菲律宾后，仍要再等待数周才能获准上岸。
（图 6：红宝石公主号（左侧），与其他船只停靠在马尼拉湾，5 月 7 日。）
现在，红宝石公主号停靠在马来西亚海岸附近。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会有人为船上所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总体上，至少有 663 名乘客和 191 名船上工作人员感染新冠病毒。28 名逝者中，20 人在澳大利亚、8 人在美国——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是钻石公主号上的两倍。红宝石公主号上也因此酝酿了一场 “最致命的海上疫情”。
天降灾祸
新南威尔士州警察局仍在进行长期调查，而澳洲和加州的诉讼仍处于早期阶段。悉尼著名律师主导的公开调查于 8 月 14 日发布了他们的报告。报告结果显示，嘉年华公司和红宝石公主号上的医务人员均遵守了公共卫生要求。但报告也确实提出，如果冯 · 瓦兹多夫在发送初次患者名单后，及时告知公共卫生官员船上患病乘客的最新人数的话，结果可能会不一样。
报告对政府允许红宝石公主号靠岸的流程提出了最尖锐的批评，称这是 “严重的错误”。报告指出，政府流程将该游轮视为低风险 “是极不合理的”。报告发布后，红宝石公主号发布声明，向死者表示 “深切哀悼”。新南威尔士州长陈，希望为卫生人员的 “错误毫无保留地道歉”。
为此承受了最悲惨后果的塔斯马尼亚州的西北部，这里经济相对落后。游轮抵达悉尼后，很快第一名来自红宝石公主号的患病乘客就被送进伯尼镇的西北区域医院（NWRH）。一周后，又一名患者入院。到 4 月初，国家卫生部门调查发现，这两名患者中的一人或者两人十分有可能是原始传播者，导致病毒在医院内快速传播。4 月 12 日，塔斯马尼亚政府宣布，医院关闭，要求员工和家人立即隔离 14 天。军医不得不飞往该地区处理紧急情况。最终，这片地区 138 人被感染，其中 10 人死亡。
疫情的残忍是随机的。比尔和艾德丽安 · 克里斯特夫妇生活在该岛西北部已有四十多年。他们养育着三个女儿，住在海边，面朝大海。他们的家，离伯尼镇大约一小时车程。
4 月初，比尔告诉妻子，自己身体不舒服，想去医院看一下。艾德丽安负责开车。路上，她问比尔，往左还是往右——往左去伯尼镇和 NWRH，往右去另一个镇上的医院。最后，比尔选择了往左，因为这条路上风景秀丽。
比尔立即住进了医院。起初，医院里 “没有采取明显的防疫措施”，艾德丽安回忆说。几天后，比尔病情恶化，艾德丽安被告知必须离开。但艾德丽安拒绝了。
4 月 10 日，比尔去世，就在他们 57 周年结婚纪念日的次日。直到最后一刻，医生才告诉艾德丽安，比尔感染了新冠病毒。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在医院染上病毒的——“也许是来自红宝石公主号上二次或三次传播的病毒，”艾德丽安说。起初，她不理解，病毒究竟是怎么传播到她那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地方。现在，她说：“病毒来自游轮。而我们甚至从没接近过游轮。”